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年会上致辞时表示，财税现代制度的改革已经有了总体方案。

　　他同时强调，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体系上要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序的税收制度，中央与地方事权相一致的事权制度。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上述论坛“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的讨论单元中称，财税改革是张高丽提到的改革任务中专门的一项，其他几方面的改革都跟财政有关，所以压力很大。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撰写的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的背景报告中指出，明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大亮点之一，具体表现为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和透明预算四方面。

　　中央地方如何划分事权

　　楼继伟表示，如何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确定管理责任，实际上跟财政改革相关，这也是张高丽副总理在发言中提到的“中央和地方管理责任和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

　　至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楼继伟表示，应当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划分是一个问题。他以大气污染防治这样一个跨区域、具有外部性的问题为例，阐释应该明确全域外部性问题的管理方和相关责任。他说，生产或进口尾气排放不达标的汽车，会给一个地方创造GDP和税收，但通过将车售往全国，却会影响全国的空气质量，造成雾霾。

　　“政府不是什么权都应该放，全域外部性的问题应该谁来管就是谁来管。”楼继伟说。

　　他表示，政府的管理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透明度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第二个问题。下放权力时，市级政府将规划权下放给没有相应能力的所属区，虽然可进行相关培训，但规划的实际性和是否符合长远发展的要求仍成问题。

　　至于第三个问题，则是政府如何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这既是发展转型问题，也是财政问题。

　　杨伟民表示，针对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承担事权多、相应财力小，中央政府承担事权少、财力大的问题，下一步改革要上收一部分事权，下沉部分财力，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的相对均衡。

　　环境税前提是严格执法与测度

　　楼继伟表示，中国政府有改革资源税的计划，也有开征污染税、环境税的考虑，需要提交全国人大立法的环境税未来会逐步增加对排污的惩罚，可能要先增加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惩罚。

　　楼继伟表示，环境税实际上是一个对排污惩罚的税种。下一步也会考虑推进碳交易，但前提是要确保在行政上有严格的执法，对企业排放多少碳要有严格的测度，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可能推进碳交易。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中国除了持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外，还应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石化产品等影响环境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这将为未来对温室气体排放征税奠定基础。

　　对于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中尾武彦建议，税收改革应在遵循充足性、公平性、简单性、中立性、激励性和前瞻性的六大原则基础上，采取提高税收在GDP中所占比重、促进公平、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税基和财税体系应对环境挑战这四方面的措施。

　　杨伟民在上述文中表示，改革税制的重点是完善地方税体系，同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值税要适当简化税率，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同时，要在中央与省级政府、市县政府之间明确划分各自的主体税种。

　　今明两年不会开征资本利得税

　　对于社会关注的房地产税改革，楼继伟表示，这一税种也需全国人大立法，尽管改革比较复杂，但立法进程会适时推进，财政部将积极配合。

　　至于地方债，楼继伟说，有两个考虑：首先地方不能像中央政府那样——中央政府有宏观责任，所以根据商业景气程度，财政有时候要盈余，有时候要赤字，基于这方面的要求来发债；而地方政府虽没有宏观职能，考虑到基础设施惠及后代，故可以发一部分债，但是要严格控制，类似于美国的市政债。

　　中尾武彦同样建议通过引入市政债券，来增加中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灵活性，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中尾武彦还建议强化地方税种、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考虑增加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等措施。

　　针对是否开征资本利得税问题，楼继伟说，这需要先改革个税制度。中国目前个税实行分项征税，只有薪酬收入累计征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个税改革要从分类计征改为综合征收，个人所得收入都算为应税收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考虑对资本利得征税。考虑到中国国情，这项改革在计划之中，但不是今明两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方面入手。楼继伟说，前两项明确了具体的改革任务，后一项更大程度上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2014年是该论坛的15周年，今年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