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人大代表热议:个税改革纳入二孩因素
“我问了身边一些育龄朋友，他们对生二孩的意愿普遍很低，要么是妻子不想生，要么是丈夫不愿生”，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需要耗费父母大量的金钱、精力，所以我感觉需要出台一些配套政策让育龄人群愿意生二孩，并且生得出来”，她说。
全国“两会”上，如何鼓励育龄人群生育二孩，成为多位人大代表的共同吁求。“单独二孩”对人口增长贡献未达预期，更令这些代表对未来人口发展前景担忧。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3月8日介绍，根据测算，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夫妇大体有9000多万对，政策全面实施以后，预计未来这几年，人口会有所增长，特别是新生儿会有所增长。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大体会增加3000万左右。
“原先预计‘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200万人。但实际上到2014年底累计新增申请生育‘单独二胎’的不到100万。到2015年8月为止，也只有169万对夫妇提出生育二孩申请。”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市政协常委贺优琳告诉记者。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昕介绍，2012年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法国、冰岛、爱尔兰、新西兰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改变现状，大多实行了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涉及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方面。
生育意愿有多低
“根据1980年以来的两百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中国人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下，目前生育意愿大致在1.6-1.8之间”，贺优琳说。
“浙江省2015年符合‘单独二孩’的家庭中，每10对夫妻只有两对选择生育，余下的8对或在观望，或是根本不打算生。而浙江早在1987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比全国整整提前13年。”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说。
2015年4至7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等人在全国12个城市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调查选取了1487名“生育了一个孩子且儿童母亲的年龄在23至49岁”的调查对象，当时“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推出，这些调查对象全部为“双独一孩”与“单独一孩”育龄夫妇，且在调查中回答了“是否提出了生育二孩的申请”这一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3.9%左右的夫妇提出了二孩生育的申请，而且“双独”与“单独”育龄夫妇之间也不存在明显差异。
这与国家卫计委的统计完全相符。国家卫计委曾公开表示，截止到2015年6月，全国1100万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育龄人口中，己有153万提出了二孩生育申请，也就是说，全国提出申请者占符合条件者的比例为13.9%。
“同时也意味着，目前城市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绝大部分育龄夫妇并没有提出二孩生育申请。”风笑天认为。
风笑天认为，生育意愿仅仅只是人们关于生育的一种主观愿望或想法，而一旦真的将生育二孩这件事情提上议事日程，摆到现实层面，要做出实际的生育抉择时，人们所面临的、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他们的抉择也会更加现实。
经济压力是重要因素。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韩雷的调查分析显示，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负担不起，占比达56.3%。而现阶段成本太高主要体现为孩子的教育、医疗成本较高。
个税改革纳入“二孩”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认为，放开“两孩”政策实施之后，不仅生育两个孩子家庭的经济负担会上升，而且也会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出新的挑战。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计征单位是个人。这种税收制度最明显的缺陷，是不符合按能力承担税负的原则，不能反映家庭收入的整体状况。
张兆安认为，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为配合放开“两孩”政策的落实，也应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增加扣除生育费用的一些项目，实行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张兆安建议，有一到两个孩子的家庭、单亲家庭、有抚养老人负担的家庭等，都应确定一定的个税免征额，子女的学前和义务教育期费用也应享受个税优惠。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则建议，对有0至18岁子女的按计划生育在职人员，个税起征点和缴纳税费基数提高500元，减税优惠在其中一个孩子年满18周岁后自动取消。
王战建议的税收杠杆不止个税，他建议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为女职工创造就业条件。他提出对女职工超过40%以上用人单位适度减免营业税，鼓励用人单位公平聘用女性，也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中两性平等的维护。
税收减免是多国通行的生育奖励政策。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昕介绍，新加坡税务减免的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是女佣。生育子女的父母亲可以申请4000新元(约2万元人民币)退税，如果生育子女四个以上，则退税的上限高达5万新元(约25万元人民币)，职业妇女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可少交15%的税，每多生一个孩子，还可以再少交5%。
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
“随着两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学前教育刚性需求将前所未有，并已成为再生育夫妇的后顾之忧。”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认为。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发现，目前为止，已有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实行9年义务教育时，我国GDP不到10万亿，而2015年则超过了67万亿，我觉得将义务教育阶段延长3年完全做得到”，贺优琳告诉记者。
“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的费用，相当于读高中半年的费用。为什么读高中便宜?因为大部分高中是公办的”，贺优琳说。
杨昕介绍，德国2007年通过的父母金法案中提出，要在2013年前为3岁以下儿童增设75万个入托位置，以解决入托难的问题。而且，从2013年起，各地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3岁以下儿童入托。
反观国内，张德明调研了雅安市的幼儿园以后发现，虽然公办园想方设法地扩大班体规模，扩增学位40%，但能排队如愿者也仅35%左右。原因在于，公办园在幼儿园数量中占比约10%，有的地市仅占3%，其学位占比约15%。
他建议大力新建公办园，广泛推行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PPP模式，快速扩增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并由政府制定学前教育规划，保证一所小学对应设置一所幼儿园，人口密集地区据实增加设置数量，让幼教学位数与孩子人口数相匹配。
黄细花甚至认为，政府有必要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缓解女职工的负担、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探索免费学前教育，但免费学前教育在满足入园需求的同时，问题伴随而生。
“比如江苏某些免费幼儿园出现爆满现象，有的幼儿园一年时间生源增加了一倍，强烈冲击了当地不足的学前教育资源”，一名不愿具名的幼儿教育行业人士说。
为满足二孩入园需求，也并非简单增加学前教育供给那样简单。“在一些探索地区，就出现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某免费学前教育地区的情况，造成幼儿园生源分布不均，且变化强烈。这部分人群流动性大，因此不能机械制定某一地区的学前教育规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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