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
　　原始社会药物的起源（远古~公元前21世纪）：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医药。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中药学的产生、发展，和祖国医学一样，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实践过程。
　　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不可避免地会误食一些有毒甚至剧毒的植物，以致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同时也可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呕吐、昏迷、腹泻等症状得以缓解甚至消除。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辨别食物和药物的经验，也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当进入氏族社会后，由于弓箭的发明和使用，使人们进入了狩猎和捕鱼为重要生活来源的渔猎时代，人们在吃到较多的动物的同时，也相应地发现了一些动物具有治疗作用，这就是早期动物药的发现。至氏族社会后期，进入农业、畜牧业时代，由于种植、饲养业的发展，发现了更多的药物，这样用药的知识也不断丰富，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药物疗法。因此可以说，中药的起源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故《淮南子?修务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尝百草"虽属传说，但客观上却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渔猎时代过渡到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实践过程，也是药物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随着历史的递嬗，社会和文化的演进，生产力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和需求也与日俱增。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自然生长逐步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和驯养，并由动、植物扩展到天然矿物及若干人工制品。用药知识与经验也愈见丰富，记录和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方法也就由最初的"识识相因"、"师学相承"、"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
　　夏商周时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人工酿酒和汤液的发明与应用，对医药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多量用之），更能通血脉、行药势，并可用作溶剂，后世用酒加工炮制药物也是常用辅料之一。随着人们医药知识的日益丰富，用药经验和药物品种的逐渐增多，为从单纯的用酒治病发展到制造药酒准备了条件。甲骨文中即有"鬯其酒"的记载。据汉?班固《白虎通义?考黜篇》注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可见，"鬯其酒"就是制造芳香的药酒。酒剂的使用，有利于提高药物的疗效，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内经》所存十三首方中即有四个酒剂，《金匮》、《千金方》、《外台秘要》、《圣惠方》、《本草纲目》等书中有更多内、外用酒剂，故后世有"酒为百药之长"之说。酒剂的发明与应用对推动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进入奴隶社会，手工业逐步发达。夏代已有精致的陶釜、陶盆、陶碗、陶罐等陶制器皿，殷商时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陶器更是得到了广泛使用，同时对食品加工的知识也不断丰富和提高。这些都为汤液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相传商代伊尹创制汤液。伊尹，商初人，善于烹任，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资治通鉴》谓伊尹"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伊尹既精烹任，又兼通医学，说明汤液的发明与食物加工技术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汤液的出现，不但服用方便，提高了疗效，且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因此汤剂也就作为中药最常用的剂型之一得以流传，并得到不断的发展。
　　我国药学发达很早，正式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代（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如《尚书?说命篇》云："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周礼?天官冢宰下》谓："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以及"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汉代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所谓"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可能是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归纳。《诗经》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书中收录100多种药用动、植物名称，如苍耳，芍药、枸杞、鲤鱼、蟾蜍等，并记载了某些品种的采集、性状、产地及服用季节等。当然书中所载百余种动植物当时是否入药尚有待考证，但后世许多本草书籍中都将之作为药用。《山海经》是记载先秦时期我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史地书。它和《诗经》一样，并非药物专着，但却记载了更多的药物，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性能，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山海经》记载药物的统计，各家有所差异，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3种不详何类，共计126种。服法方面有内服（包括汤服、食用）和外用（包括佩带、沐浴、涂抹等）的不同。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科疾患。而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我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萌芽。可见当时药物的知识已相当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提高，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医家，以朴素的、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人和自然的统一观，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黄帝内经》的问世，奠定了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对中药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藏气法时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等，奠定了四气五味学说的理论基础；《素问?宣明五气篇》"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人牌，是为五入"是中药归经学说之先导；《素问?六微旨大论》"升降出人，无器不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等，是后世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理论依据。同时《内经》中所提出的五脏苦欲补泻及五运六气与用药的关系，对中药的临床应用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其成书年代与《内经》同时或更早的1975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虽然并非药物专着，但用药却达240余种之多，医方280多个，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五官等科。其载药数目之多，复方用药之早，所治疾病之广，足见先秦时期用药已具相当规模了。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内外交通的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西域的番红花、葡萄、胡桃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麝香及南海的荔枝、龙眼等已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从而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西汉初年已有药物专书流传民间，如《史记?仓公列传》称吕后8年（公元前180年）公乘阳庆传其弟子淳于意《药论》一书；《汉书?楼护传》谓："护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书?平帝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徵天下通知……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遣至京师。"可见秦汉时期已有本草专着问世，并有众多的本草教授，本草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遗憾的是专门的本草文献未能遗留下来。
　　现存最早的本草专着当推《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一般认为该书约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公元前一世纪~公元一世纪），一说是该书成书于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全书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按药物功效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功能滋补强壮，延年益寿，无毒或毒性很弱，可以久服；中品120种，功能治病补虚，兼而有之，有毒或无毒当斟酌使用；下品125种，功专祛寒热，破积聚，治病攻邪，多具毒性，不可久服。《神农本草经》序论中还简要赅备地论述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辨证用药原则、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并简要介绍了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为中药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书中新载药物大多朴实有验，至今仍然习用，如常山抗疟、苦楝子驱虫、阿胶止血、乌头止痛、当归调经、黄连治痢、麻黄定喘、海藻治瘿等等。可以说，《本经》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第一次大总结，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的编写基础，是我国最早的珍贵药学文献，被奉为四大经典之一，它对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经》成书之后，沿用500余年，原着在唐初已失传，但它的内容仍然保留在历代本草之中。现存的各种版本都是经明清以来学者考订、辑佚、整理而成的，其中着名的有孙星衍、孙冯翼同辑本、顾观光辑本和日本森立之辑本。
　　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65年~581年）：自《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历经后汉、三国、两晋至南齐，由于临床用药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使西域南海诸国的药物如乳香、苏合香、沉香等香料药输入我国，新的药物品种逐渐增多，并陆续有了零星记载，对原有的药物功效也有了新的认识、增加了药物的治疗面。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部分药物的性味、功效等与原来的记述不尽相尽，因此，梁?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在整理注释经传抄错简的《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又增加汉魏以来名医的用药经验（主要取材于《名医别录》），撰成《本草经集注》一书，"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小字加注的形式，对魏晋以来三百余年间中药学的发展做了全面总结。全书七卷，载药730种，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改变了"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木不分，虫兽无辨"的现象。对药物的形态、性味、产地、采制、剂量、真伪辨别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强调药物的产地与采制方法和其疗效具有密切的关系。该书还首创"诸病通用药"，分别列举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等，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等，以便于医生临证处方用药。此外本书还考定了古今用药的度量衡，并规定了汤、酒、膏、丸等剂型的制作规范。本书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第二部本草名着，它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的雏形，惜流传至北宋初即逐渐亡佚，现仅存敦煌石窟藏本的序录残卷，但其主要内容仍可在《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窥测。近代有尚志钧重辑本。
　　南朝刘宋时代（公元420~479年）雷?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着，该书系统地介绍了300种中药的炮制方法，提出药物经过炮制可以提高药效，降低毒性，便于贮存、调剂、制剂等。此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中记载的某些炮制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